为了深刻梳理后疫情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财的理念、战略、方针和政策，探索形成中国的新国家理财体系，“后疫情时代的新国家理财”专题研讨会于2021年6月5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604举办。

研讨会由财经研究院院长、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林光彬教授主持。他认为，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秩序的变革。后疫情时代是世界秩序调整、动荡、巨变的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变局将会长期相互交织在一起。世界经济、贸易、投资、资源、势力范围，都进入深度调整期、发展动荡期。以此为背景，亟待从国家理财的独特视角切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确立和增强国家理财的科学性和人民性。

现在，美国搞“统一战线”，联合打压我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极限施压。在国际上，我国可能会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去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联盟的供应链赛跑、分工链价值链竞争。我国可能在美国建立的世界经济金融组织系统处于孤立的地位。有一天，美国突然禁止中国使用国际贸易与金融结算系统SWIFT，我们国家、企业和个人怎么办？我国需要未雨绸缪，加快自主化调整进程，做好风险防控的各种预案。在国内：主要有两个战略任务，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可能会向安全倾向。这意味着，国防和安全费用可能会增长。如果一旦发生战争，国家发展就会进入战时状态，国家理财可能就会向以战争筹资为中心调整。二是推进共同富裕。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实现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党中央做出的又一个重要阶段性发展战略目标，是引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导向。目前，推进国内共同富裕面临两大主要问题。一是我国地方债务问题凸显。当前，地方经济发展两极分化，财政收入两极分化，地方债务偿付也两极分化。这需要拿出针对性的精准举措化解。二是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也十分明显。这将影响到总需求的数量和结构，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过剩产能的消化吸收，新产能的开发方向。因此，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就需要以发展为首要任务，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针对性运用各种政策工具。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学的趋势、问题和未来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和世界接轨的步伐加快，但是世界经济学顶级刊物中对于中国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这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探索经验的规模并不相匹配。同时，在国内研究领域，部分争论也出现反复。在后疫情时代，还需要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人口流动、区域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重点关注。他认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激发市场活力。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洪俊杰教授就“立足新阶段，构建新格局”进行了理论与现实分析。他指出，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呈现东升西降、西强东弱的态势。在GDP增速分化、老龄化趋势明显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的影响下，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贸易失衡持续等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国博弈成为必然。对于中国来说，应当重点关注在未来5-10年，关键期内要“内外兼修、以内为主”，并在创新性国家建设、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积极作为，探索和发掘贸易竞争性新优势，筑牢安全发展底线。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教授围绕“碳中和政策的最优时间段配置：理论与证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从碳科学、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分析出发，提出在代际减排支出占比均等化的理念下，引入霍特林法则估计，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带来的经济损失占GDP的0.2%到0.4%。在碳中和政策取向上，他建议更多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新禀赋的出现，将政策干预适当后移至2045年。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教授对数字经济的若干新现象与新趋势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虽然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大多数制造业的数字化程度却相对较低。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了诸如三顿半咖啡、完美日记、元气森林等互联网快销品牌，这些品牌通过和关键意见领袖以及关键意见消费者的深入互动，挖掘行业痛点，通过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互联网运营模式，以精准营销确立品牌优势。互联网快销品牌崛起的逻辑在于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之下，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叠加和联动，品牌方依托数据驱动的精细化运营以及数字化平台赋能，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模式创新机遇。

财政部政策研究室孙绪华处长围绕“共同富裕伟大实践中财政职能的发挥”作了深入阐释。他认为经过多年努力探索，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居安思危，更应当对当前财政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保持清醒的判断。这些挑战包括税制改革过程中对总体改革方向的清晰认识和理论支撑的相对不足；在财政安全和财政风险方面制度性风险、财务风险和区域分化风险犹存；在收入分配上财政分配职能潜力的发挥需进一步释放。同时，在财政与金融的关系、财政法治和预算管理等问题上，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都有完善和提升空间。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教授认为，中国财政抗疫取得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三条：一是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化繁为简、分布式抗疫，不让小问题汇总成大问题；二是上医治未病，在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上，应注重预防和保健领域的投入；三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增强文化自信，贡献中国方案。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教授提出“把基线筹划纳入预算改革优先议程”。他认为预算资源僵化是资源有效配置的最大天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公共治理的最大天敌。部分原因在于：在僵化式预算体制下，预算规模越大，公共部门以预算应对环境变化带来机遇与挑战的能力越弱。为扭转局面，把基线筹划制度性地导入年度预算过程、预算文件与中期财政规划至关紧要。在基线筹划程序下，预算制定不再区分为“存量与增量”，而是严格区分“参数变化”与“政策变化”，无论存量还是增量。采用基线筹划带来的这种似小实大的转换，可为全面提高配置有效性目标的能力提供最有前途的方案，其有效性和可行性远高于“零基预算”。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东教授认为中国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协调问题值得高度重视，有大量工作需要加强。作为推进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性工具，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我国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性并不乐观，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在政策实践中以自我为主、自主理性政策学习的相对欠缺。因此，应当对财政金融协调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进行适时调整。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税务研究中心主任曹明星副教授提出，“新国家理财”要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他认为目前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呈现出一种金字塔或树状的形式，存在分割化和物化的问题。因此，未来相关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遵循整体化和人性化的原则，从学科内核出发，不断吸收中国文化精髓和西方理论精华，注重具有解释力和构建力的学科体系架构，实现民族性和原创性、时代性和继承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融合统一。

本次研讨会由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北京财经研究基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国家理论”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财政部政策研究室、北京市教委、北京联合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供稿：赵国钦 审核：林光彬 编辑：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