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史诗般改革开放进程的核心是“以扶贫促发展”并施惠于人民和增强国力的进程。作为其经典浓缩版的凤凰模式主要讲述领导核心如何发挥“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完成把民众带入自我发展进程、最终完成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的故事。把该故事在学理上解读为基于博弈论的“3+1”模式，即“角色（领导核心）+利益（以扶贫促发展）+策略（吸引力和参与）+结果（惠民）”模式，可望为升级发展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凤凰模式也可被视为“以扶贫促发展的中国故事”的一个标准化版本。

关键词 扶贫与发展 凤凰模式 领导核心 吸引力与参与 理论进化

作者|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一、引言与概要

国庆长假期间，笔者赴湖南湘西凤凰县进行实地考察，偕同现任县委书记和一位副县长等走访了菖蒲塘村（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等若干扶贫点，旨在获取某些灵感以提炼一个“以扶贫促发展”的地方版本，使之具有可复制性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的“以扶贫促发展”故事的一个标杆，还可为填补当代发展理论的盲点、充实其关键细节作出贡献。凤凰模式的辉煌成功，强化了其作为标杆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故事”谱写了人类发展故事中最为华彩靓丽的篇章。古往今来，鲜少有哪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如此多的人民摆脱了贫困，并在很大程度上把人民带入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进程。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可圈可点的，因而被国内外广泛解读，而焦点始终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特质和可复制性究竟如何？

然而，迄今为止的回应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关注“起点问题”和当代发展理论的内在缺陷。发展经济学是发展理论的核心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普遍贫困”，绝大多数人是属于“无产阶级”，交织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在此起点上，万众一心的渴望都指向一个清晰明确的单一目标——脱贫。尽快消除贫困，把贫困和饥饿从烙刻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悠久历史记忆与恐惧中清除出去，成为以改革开放谋发展的中国模式最强大的初始动力。在整个进化史上，人类对贫困和饥饿的记忆与恐惧是根深蒂固的，一如缺失安全感。

把解决贫困问题与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将其解读为改革开放之中国模式的核心部分，也就不足为奇。

把“中国模式”的核心讲述为“以扶贫促发展”的故事，不只是历史的真实，也合乎“发展的逻辑”。

“发展的逻辑”把发展视为人类的永恒主题，而把脱贫视为发展的第一要务。没发展，脱贫无望；脱贫无望，也意味着没有发展。脱贫与发展因而不可分割。但在发达国家，发展的底线目标不再是脱贫，因为系统性贫困已经解决。

相比之下，中国不得不把脱贫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和国家战略重点，采纳以“以扶贫促发展”的模式。外部动力则来自严酷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如何，中国必须在国际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以扶贫促发展”不只是国家战略，也是衔接国家战略的地方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放眼世界，系统性贫困依然困扰许多国家，但为“以扶贫促发展” 付出艰苦卓绝努力并坚持不懈有如中国者，又有几个？

然而，当代发展理论并未为“中国为何把扶贫看得如此重要”提供适当见解。适当见解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大抵莫过于界定发展的三个综合目标，这就是增长（蛋糕做大）、平等（蛋糕分享）和稳定（皆可持续）。很明显，目标三分法遗漏了扶贫（消除贫困）目标。

扶贫目标不同于平等目标。扶贫目标关注社会底层人士的生存状况，平等目标关注财富分配差距；缩小分配差距的政策努力，与扶贫政策努力并不一致。因此，扶贫目标必须独立于平等目标，把两者混为一谈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以“扶贫促发展”的中国模式之理论基础，还来自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尊重与保障。生命的降世都是奇迹，生命美丽而脆弱，生命短暂，生命只有一次。这些难道还不足以唤起我们对生命尊严的尊重和保障意识吗？无论业已融入西方社会政治思想谱系的权利观，还是早已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观，都有其共同源头——尊重生命和关怀生存状况。“权利路径”和“民本路径”高度互补，不可分割。

中国模式也根植于“穷人生命平等且优先”的理念。与富人相比，穷人更难以自身力量对抗其“人生无常”之宿命，因而更依赖集体力量。集体力量指向扶贫目标更具优先性。扶贫目标独立于作为发展目标的增长和稳定目标，也独立于平等目标，理应被协调一致地优先追求。

中国模式还根植于如下理念：在适宜的制度框架下，穷人不只是需要被帮助或救助的对象，更可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发展不只是富人的事业和故事，也是穷人的事业与故事。

最后，理论基础与中国强调积极授权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享有非常宽泛和巨大的权力与权威，相应地承担包括扶贫在内的某种意义上的无限责任，即“做人人都需要、人人依赖自己的力量做不好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除了未能确立“以扶贫促发展”的发展观和相关论证外，当代发展理论对关于“什么驱动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问题”，也未能给出满意答案；特别明显的是没有给“领导核心”在推动“以扶贫促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留出位置。笔者在凤凰考察中发现，在中国特定的政治体制环境下，无论在初期启动阶段还是此后的深入推进阶段，“领导核心”的第一推动力作用都是关键性的，但在当代发展理论中却被忽视了。

在本文中，领导核心指“党政一把手”领导的核心团队；党委书记作为其灵魂人物在其中起着独特的关键作用，无论在战略、决策，还是团队分工与协作上，抑或“集体领导力”方面。

当代发展理论把驱动发展的关键因子鉴别为资本（人力和非人力资本）、土地、生产率和技术进步，“领导核心”概念甚至未能“进入法眼”，尽管其真实作用丝毫也不亚于这些可被结构化计量的因子，不妨称之为“常规发展因子”。

无论如何，一个好的发展理论必须给“玄而又玄、其妙无穷”的领导核心留出适当位置，中国特定国情下尤其如此。常规因子无法自我发挥作用，也无法实现自我增长，除非依赖某种外部力量驱动。改进版的当代发展理论将其归结为制度（institution）因子，但却“不经意地”遗漏了“领导核心”因子。

凤凰模式表明，在制度相对薄弱的环境下，“领导核心”的第一推动力是关键性的，这种作用无法简单地归入“政府角色”或“人力资本”的作用中。本文的中心观点是：发展理论在讲述“以扶贫促发展”的中国版故事中，“领导核心”的第一推动力作用是决定性的，因而应被单独考察。这种决定性作用，不仅体现在制定和组织实施特定战略与政策中，也体现在其结果的成败得失乃至地方人民的集体命运中。

在“如何促进发展”的问题上，当代发展理论没有提炼出两个意义非凡的路径——吸引力路径和参与路径，而两者正是凤凰模式取得成功的主要密码，并且很可能具有普适意义（稍后论证）。吸引力路径回答了“发展主要靠什么”，参与路径回答了“自我发展主要靠什么”。

自我发展定义为“无依赖性发展”，即民众可以自我掌控其命运的发展；领导核心和政府的“帮扶”依然重要且必不可少，但仅限于“帮扶”（而非代替或主导）。从根本上讲，政府和领导核心的根本作用是把民众带入自我发展进程，致力于创造民众自我发展所依赖的那些关键条件。自我发展，才是终极意义的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如何惠民”问题上，当代发展理论存在一个关键的缺环：缺失链接机制的建构。当代发展理论虽然持守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的理念，并为此隐含地预设“促进三个综合目标就是惠民”。三个综合目标即前述的增长、平等和稳定，三者作为一般经济政策（狭义发展观）的综合目标，约束与引导所有的部门政策与之保持一致。部门政策（sector policies）即对应政府特定职能领域的公共政策，比如农业、环境、科技、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政策。

上述预设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忽视了“发展与惠民”的间的链接机制。认识到发展与惠民之间常常存在鸿沟很重要，因为真实世界中“有发展无（少）惠民”的案例比比皆是，两者间的链接机制正是当代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盲区。

凤凰模式主要的独特之处之一也在于此：“发展®惠民”间链接机制在领导核心中具有“强势存在”，这就是稍后述及的“牵线搭桥”、“能人优先”和“能人帮扶”。这些机制既“玄而又玄”，因为很难量化；又“其妙无穷”，因为其真实重要性之高超乎想象。当代发展理论对此不屑一顾，一如对待领导核心及其“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与凤凰模式相观照不难发现：当代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实际上相当有限，因而至少需要做出六项重大修正（参见图1）：

把“以扶贫促发展”确立为发展中国家的正统发展观

确认领导核心“第一推动力”的三个必备要素

把塑造吸引力和激发参与确立为两类互补的基本路径

把两类路径导入产业纽带

“领导核心-塑造吸引力-激发参与”作为“第一推动力铁三角”

把惠民（“获得感”）确立为正统发展观的终极目的

图1表明：把凤凰模式从学理上解读为“基于博弈论的新发展观”是适当的，可望为充实当代发展理论和以扶贫促发展的实践提供普适性指导。

看似复杂高深的博弈论（game theory）实际上非常简明扼要，也极具实用性，应用于解读“发展的密码”尤其如此。破解发展的密码，不正是当代发展理论的天职吗？不正是个人和社会渴望掌控自身命运的捷径吗？

基于博弈论的新发展观以三个核心变量预言和掌控结局（成败得失）。首先是“发展游戏”中的角色（roles），其次是每个角色的利益（benefits），最后是谋取利益所采用的策略（tactics）。

在凤凰模式中可以发现，唯一最重要的角色是领导核心（the core of leadership ），焦点是作为领导团队的“党政一把手”，党委书记则是焦点中的焦点。“以扶贫促发展”中的角色是多元的，但领导核心在战略、决策和“组织保障”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甚至在最终结局上也是如此。

第二个关键的博弈论变量是利益——领导核心把“以扶贫促发展”和“惠民”视为至高无上的集体利益。政府的本质是服务人民，但说来容易做来难，除非一个足以被民众托付重任的领导核心切实有效地发挥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无论在初期启动阶段还是深入推进阶段。

第三个关键的博弈论变量是策略——领导核心把塑造吸引力和激发参与作为以扶贫促发展的关键路径。稍后的讨论将澄清其重要性和操作性含义。

以上三个关键变量的交互作用在较短时间里产生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凤凰模式的巨大成功。证据和事实最具说服力，但论证成功并非本文的关注点。

二、塑造吸引力模式

就路径而言，凤凰模式坚守着一个古老而历久弥新的吸引力法则——为吸引力而竞争，作为“领导核心”发挥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关键支点。在此意义上，凤凰模式具有普适性。

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竞争（competition）和合作（cooperation）则是发展的永恒主题，两者都比各种特定方法重要和有效得多，大量案例和经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说，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最优方法，极可能是引入国际竞争机制，而不是提供巨额财政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众多地方辖区在“以扶贫促发展”的事业中展开激烈竞争，招商引资是其中的关键方面。然而，竞争的本质是吸引力（attraction）竞争很少被意识到，以至至今未有“基于吸引力的扶贫促发展”理论，但凤凰模式恰好提供了珍贵的原型。

整个生物界和人类社会都在为竞争力而竞争，国际竞争也是如此。二流或三流国家总是那些缺失吸引力的国家。在吸引力竞争中落败者必是输家，而赢家必是最具吸引力者，无论国家、经济体、公司、个人还是某个特定区域。

在本文中，吸引力定义为某个特定区域（如凤凰县）对外部的吸引力，以及对内部的吸引力。外部吸引力即吸引外地市场要素——生产、投资、工作和交易——流入本地的能力，本地吸引力即吸引本地市场要素“留守本地”的能力。在吸引力模式下，地方政府习以为常的招商引资显得原始、粗糙且落伍了。

吸引力模式的诀窍是“塑造”。即便最为贫瘠落后的地区，也会存在某些“吸引力要素”，比如某些自然资源、景观、餐饮甚至习俗。但在“未被精心塑造”的自然状态下，吸引力只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隐性的”而非“显性的”；打个比喻说，同样是磁铁，但“失去磁性的磁铁”无法产生真实的磁铁效应——吸引力效应，无力吸引或留住任何东西。

因此，吸引力要素虽然与生俱来（“就在那儿”），但只有被精心组合才能形成现实吸引力。这个“精心组合吸引力要素”的过程即塑造吸引力模式的过程。

可以类比的是：具有“明星”潜质（吸引力要素）者并不少见，但只是具备慧眼的“星探”才能发现并加以“包装”，最终得以在银屏上大放异彩以至“圈粉”无数。在这里，“发现”和“包装”体现了“塑造”（吸引力）概念的精髓，高度依赖智识人士的专业眼光和专业水准，但因其“玄而又玄、其妙无穷”的特质，始终进入当代发展理论的视界。

吸引力模式涵盖两个次级模式：（1）基于流动性的区位吸引力模式，（2）基于非流动性的特色吸引力模式。凤凰模式把塑造特色吸引力作为重心，成为领导核心在最近10年中孜孜以求和不懈努力的焦点，最终修成“正果”。

在以扶贫促发展的故事中，清晰区分“区位吸引力”和“特色吸引力”至关紧要，并且具有普适意义。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靠占个好位赚钱”，后者“靠营造独特性赚钱”。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有力地证明，贸易和生产要素总是系统地流向潜力区位，即以相对较低的预期成本和风险赚取较高预期回报的空间区位，使其幸运地成为少量“增长和繁荣区位”。

区位吸引力模式的实质是由“占了好位”支持的“集散地”模式，新加坡即为经典例子。活跃繁荣的海运与空运“留下的买路钱”，足以让那里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即便制度因素并非那么出色。一般地讲，潜力区位多为沿海城市而非内陆城市，多为贸易量大的繁荣航线而非偏远地区。这是就大的地理空间而言的。实际上，潜力区位也会出现在特定区域内部。举例来说，同一个城市的房价往往因区位不同而大不相同。

位居三省（湘、川、黔）交汇地的凤凰县也因其良好的“空间占位”取得了某些先天优势。但与沿海地区相比，这些优势相当有限。事实上，历史上对贸易起过重大作用的沱江等河流航运早已废弃，而被“河流景观”功能取而代之。

因此，凤凰模式的成功，主要并非源于“占了好位”意义上的成功。历史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本身的内在价值虽然大得难以估量，但也并非大到足以决定命运的地步。

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主要来自“内因”，即我们如何“看待”和“组装”自己的特色吸引力。某些“特色吸引力因子就在那儿”，有些则需要另行添加。地处豫西山区的洛宁县发展“高山牡丹”推动以扶贫促发展，即为“添加特色因子”以塑造特色吸引力取得成功的经典案例。

凤凰模式更具代表性。这座堪称“中华文化瑰宝”的中国西南明珠古城，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积淀了厚重的特色吸引力因子，但将其转化为“磁铁效应”仍有一步之遥，即所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著名的“最后一步问题”（前面走了99步），对许多贫困地区构成了久久未能跨越的高门槛。“端着金饭碗讨饭”的例子并不鲜见。

凤凰模式之所以脱颖而出，关键密码就在于领导核心把“第一推动力”作用，首先锁定于“认知和组装凤凰特色”以塑造特色吸引力，根植于四项质朴而深刻的认知：

对贫困和欠发达地区而言，真正缺少的不是资源和金钱，而是足以把资源和金钱引向本地的特色吸引力；

源于特色吸引力的磁铁效应不会自动产生，需要被精心塑造；

即便“精心塑造”也可能走向失败，各地大量的“人造古镇”（工程建筑等）即为经典例子；

所以，领导核心对什么是“真正的特色吸引力”须存敬畏之心，并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专业智识水准作为最佳保障。

吸引力模式的学理解读如图2所示：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细致观察和深入交流，很难了解个中微妙：领导核心的战略眼光和专业智识，如何被日积月累地转换为凤凰古城的一砖一瓦、一碑一亭、一山一水和一人一故事，使之在局部和整体上产生难以抗拒的磁铁效应。

第一推动力中这些难以被计量和结构化的发展因子，因其“驾驭”包括资本、生产和技术进步在内的特定发展因子，得以在中国当前背景下成为最重要的发展因子，却被讲述发展故事的发展理论拒之门外。

三、激发民众参与

凤凰模式的第二个支柱是激发参与，这是“领导核心”第一推动力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区别于作为前述第一支柱的吸引力模式。它基于如下认知：在“以扶贫促发展”的事业中，领导核心切实有效地肩负起塑造特色吸引力和激发民众参与之重任，比做其他任何事情都强。

在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发展了“产业扶贫”概念并被各地广泛实践，但客观结果即好坏参半并且大相径庭。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

从作为原型的凤凰模式中提炼出的答案是“参与”（participation），即领导核心的“两手硬”：在以扶贫促发展的事业中，把想方设法激发民众参与当作与塑造吸引力同等重要的支柱对待。这根植于如下认知：成败得失无非取决于“吸引力+参与”而已；若无当地民众的广泛参与，吸引力不足以引向成功。

在这里，焦点是行动层面联结产业纽带的民众参与，区别于话语层面的“民众话语表达+政府回应”模式。鉴于民众既是“以扶贫促发展”之帮扶对象，又是自我脱贫与发展进程的主体，并且其分散性特定知识与信息可为“以扶贫促发展”做出重大贡献，领导核心把激发参与作为平行于塑造吸引力的第二个支柱，都是适当的和必需的。

行动层面参与的纽带是广义的“产业”（industrial）。凤凰的主导产业是旅游，诀窍在于如何将旅游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起来，形成一个足以“安置足够多的本地人”的产业群。这里需要应对两项复杂棘手的挑战：产业融合与“人员安插”。两者都高度依赖领导核心的战略眼光，但更重要的是专业智识。

“人员安插”指把足够数量的本地人（贫困者优先）各得其所地“插入”到产业群和产业链中的适当位置，高度依赖参与机制的精心设计与实施。

这样，凤凰模式中的“产业扶贫”概念被细化为三个次级关键概念：

基于互补性（complementarities）的特色式产业融合

人员安插

贫困者优先

第一个聚焦产业扶贫中的“吸引力”。典型例子包括发展凤凰的“高山水稻”，其附加植相当于普通水稻的5倍，吸引了大量购买，包括外地游客到本地购买。第二和第三个聚焦“参与”。这样，凤凰模式赋予产业纽带以至关紧要的特质：把吸引力和民众参与融为一体。许多地方产业扶贫的失败或效果不彰，更多地来自参与的失败或效果不彰，而其认知根源可追溯到领导核心对“民众能力”的误读上。

不言而喻，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和后进地区尤其普遍且严重，民众能力不足和随之而来的民间部门协调失灵（coordination failures）是其中的关键方面，但常被误读，以至许多地区始终难以解决产业扶贫中的两个参与难题——人员安插和贫困者优先。

凤凰模式之所以具有普适性的标杆意义，领导核心对“民众能力”的现实认知是特别重要的原因，其理念精髓就是对“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确信。

正是基于这一确信，甚至那些可能被视为“啥都不会”的人，包括年事已高的老人、孩童甚至文盲和残疾人，也能被适当地“安插”到特色融合式产业群中的适当位置，从此有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并把“人穷志短”的精神萎靡彻底升级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扶贫不只是物质扶贫，更是精神扶贫。毕竟，人类的最高理想与终极价值不是由物质条件定义的，而是由“精神风貌”定义的；况且，精神扶贫对物质扶贫走着“其妙无穷”的提升作用，尽管很少被意识到。

巧用“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经典例子包括：老太太在公司化运营的产业链中向游客现场展示（仅仅“展示”）手工纺纱，不具专业演技的男女老少在公司化运营的舞台上“演出”自己熟谙的真实生活场景……其中甚至连“劳动力”也算不上的人们照样从中赚取收入。

诸如此类的参与机制涉及大量“玄而又玄”的细节。对这些细节的熟谙和巧妙运用，成为凤凰模式中领导核心“第一推动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以扶贫促发展”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却在当代发展理论中被不屑一顾。

为激发普遍参与，由领导核心精心谋划的三类关键机制被导入凤凰模式中：

公共公司

由政府组建与控制的公共公司主导产业开发与运营，以充分利用政府力量相对于民间部门的一系列相对优势，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依赖整体规划与集中性投资），处理投资开发方与当地民众的利益冲突，确保公共资产（区别于商业资产）持有、保值与增值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以及支持参与（人员安插和贫困者优先）。

两权分离

凤凰模式恪守资产所有权与“分红权”（虚拟股权）分离原则：公共资产所有权永久归属公共化公司（政府持有产权），但公司员工（参与者）享有公司利润的固定分红权——目前按年人均2000元*8%的标准分红。

政府租赁

政府租赁当地原住民“景观房”的使用权，以利纳入统一筹划的公司化开发与运营中，但原住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保持不变。这种精巧的互利共赢机制使参与者在工资收入与分红收入之外，还可获得一笔租金收入（在目前每年3000元的基础上按5%递增）。

对参与模式的学理解读如图3所示：

四、在发展-惠民间建立中介链接

“以扶贫促发展”是一回事，使其真切地惠及民众（“获得感”）是另一回事。凤凰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在两者间建立链接中介，作为领导核心发挥第一推动力的第三个支柱。前两个支柱是塑造吸引力和激发参与。

中介链接的重要性，可追溯至当代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关于“发展等价于惠民”这一不切实际的预设。在此隐含预设下，当代发展理论从未正眼看待过中介链接，尽管它对“以扶贫促发展”和“回归发展本质”至关紧要。

基于“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立场，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惠民，可以广义地解读为改善民众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风貌，使其至少能够满足“文明人类”的底线标准。

凤凰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领导核心对独特的三类“中介链接”机制及其重要性的认知，从而避免了滑向“发展多但惠民少”的陷阱。

牵线搭桥

领导核心以其独特的权威、资源和信息优势，把自己熟知的外部机遇（如本地‘黄金茶’外地热销），带给自己熟知的特定个人和“扶贫点”。高价值的“机遇信息”由“领导传递”意义非凡。

能人优先

机遇信息被优先传递给某个领域的“能人”，比如专业种茶者和黄酒酿造世家。机遇信息各种各样，其中许多只能来自领导核心。在传递机遇的同时，领导核心也为“能人”提供各种支持以助其成功开发与利用机遇。

能人帮扶

能人帮扶把政府责任外包或托付给“能人”，但“能人”必须帮扶一定数量的参与者，助其脱贫致富。如此，一种意义非凡但常被漏看的乘数效应被确立起来。举例来说：假设5个领导核心每人每年平均为20个“能人”传递机遇信息并助其成功，每个“能人”帮扶100个参与者，若持续10年，将有“5（领导核心）*20（能人）*100（参与者）*10（年）=10（万人）”的乘数效应。

包含以上三要素的中介链接机制可视为领导核心主导的“对口支援”。有趣的是，对“以扶贫促发展”至关紧要的这种制度创新，恰恰立足于非制度化的日常化运作。因缺失“标准答案”，日常运作高度依赖领导核心的三项优异特质：

战略眼光

专业智识

慈悲为怀

至此，对凤凰模式第三支柱（中介连接）的学理解读如图4所示：

图1-4呈现了领导核心的三项卓越特质经由三类路径驱动“以扶贫促发展”的过程。三类特质即战略眼光、专业智识和慈悲为怀，共同作为“第一推动力”的关键要素，分别导入吸引力路径、参与路径和中介链接路径，最终转化为发展与惠民的核心力量。这是凤凰模式讲述的发展故事中最为精彩华美的篇章，深具生命力和可复制性。

五、领导核心的三项卓越特质

每个国家、地区、组织和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故事”。最令我们魂牵梦绕者，大抵莫过于准确识别和锁定那些决定成败得失的“关键因子”，源于人类具有追求成功拒斥失败的天性。

关键因子无非就是“命运”，分解为“命类因子”和“运类因子”。前者即不可控因子，我们无从选择，比如父母、出生时间和血型；后者为可控因子，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比如选择努力而非偷懒、选择从政而非经商、选择投资而非储蓄、选择利他利己而非损人利己，如此等等。

我们每天都要做出或大或小的各种选择（selection）。选择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别，日积月累便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命运。从根本上讲，选择决定命运，个体选择决定个体命运，集体选择决定集体命运；命运因而由我们自己的选择决定，人类大可不必屈从“天定命运”的安排。

以此言之，选择才是解码发展之秘的关键钥匙。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做出好的和善的选择，特别是事关重大的选择，命运一定不会捉弄我们。个人如斯，社会亦如斯。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交织成败得失的“发展故事图”。有些地区发展良好，有些则发展不良；有些在发展故事中快速地脱颖而出，有些依然因未得要领而苦苦求索。

这一切的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正是集体选择的质量。集体选择即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主要表现为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代理决策，即代理人以委托人（纳税人和社会）名义做出的公共决策。在中国政治体制背景下，“领导核心”是最重要的代理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层面上。

就本文主题而言，衡量代理决策质量的基本尺度是“发展的质量与速度”，“惠民”是其中的关键方面。高质量的代理决策满足三项标准：（1）积极作为（开拓进取），（2）“不折腾”（不乱作为），（3）惠民导向的发展成果。一般发展成果涵盖增长、平等和稳定，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各个维度。

满足这些标准必须确立两类最佳保障机制——“责任建设”和“能力建设”，这是中国当前背景下具有划时代的两类社会工程。两者都集中指向能量（权力与资源）最大的庞大公共官员，焦点则是本文一再强调的“领导核心”。唯有领导核心的代理决策，才是当代中国发展故事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领导核心层面的责任建设和能力建设，特别是“县级领导核心”的责任建设和能力建设，从根本上决定了代理决策进而发展的质量。自秦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家治理与稳定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县级治理与稳定”。在此意义上，县级领导核心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也是面对和解决日趋复杂棘手的当代中国治理难题的最前线。

因此，县级领导核心的代理决策质量恰恰是解开“发展之秘”的关键钥匙。地方层面如此，国家层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如此。

与其他群体一样，县级领导核心代理决策的质量，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责任建设和能力建设的进展。

与能力建设相比，责任建设面对的困难与挑战更加令人敬畏。部分原因在于，前者涉及宏大而不失精微的制度（聚焦“问责制”）建设，后者主要涉及“广义智识”概念的三个关键构件：（1）战略眼光，（2）专业智识，（3）慈悲为怀。

三者反映了一个“优秀且充职”的领导核心的卓越特质。因其“价值位阶”远高于其他特质（如敬业），可被视为“卓越特质”；因其贡献潜能远高于常规发展因子（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可被视为“超级发展因子”。以此言之，将其纳入当代发展理论的“进化”方向是适当的和必需的。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受托责任制度相对薄弱，需要付出持续不懈的巨大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最终转化为保障代理决策和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能力建设路径更可能产生低调务实的成果，短期而言更是如此。“短期”在发展故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政治和国际竞争层面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长期”。发展，多半是“等不起”的事业。

以上讨论，凸显了县级领导核心之卓越特质在发展故事中的特殊重要性，每个都有其确切且丰富的含义，在驱动惠民式发展中支持不同的功能。

战略眼光对正确无误地清晰确立“发展的目标感和方向”至关紧要。在凤凰模式中，古城的保护、开发建设和运营交织着多元目标间的冲突，尤其是“文化目标”、“经济目标”和“扶贫目标”间的冲突。”“开发式破坏”的案例比比皆是，但领导核心卓越的战略眼光确保了凤凰模式撇开了此类陷阱，使得这些看似相互冲突的目标被协调一致和齐头并进地得到全面追求。

与支持“做正确的事”依赖战略眼光不同，“正确地做事”更依赖专业智识。正是专业智识确保领导核心“懂行”，无论经济、政治、社会还是文化事物。即便在某个领域自己“不懂行”，核心领导也能通过“让能人干”的方式弥补不足。

慈悲为怀支持“负责任地做事”。理想情况下，责任依赖制度保障；但即便完美的制度亦非万能，无法取代领导核心的慈悲情怀发挥作用。在凤凰模式中，“慈悲为怀”优先指向对社会底层人士或贫困者生存状况的关切，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关切，一种“玄而又玄”却“其妙无穷”的“他者关切”，以至许多高级情感乃至民主决策理念从中升腾而出，最终转化为驱动惠民式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

至此，领导核心的卓越（领导力）特质与惠民式发展的关联，可呈现为图5。

结语

本文对凤凰模式的学理解读，能够初步表明该模式具有普适性的标杆意义，也表明当代发展理论亟需进化，以系统强化其解释、预测、指导（当下实践）和引领（中长期明智行动）的能力。这是所有科学理论必备的四项功能。

为系统强化这些功能，当代发展理论亟需首先朝向“纳入被漏看的关键发展因子”进化，“领导核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附着其上的三个关键次级因子是战略眼光、专业智识、慈悲为怀。

每个次级因子涵盖若干所属次级因子，即作为路径因子的“吸引力”和“参与”，作为吸引力因子的“外地吸引力”和“本地吸引力”，作为参与因子的“公共公司”、“两权分离”和“政府租赁”，以及作为惠民因子的“牵线搭桥”、“能人优先”和“能人帮扶”。

这些被漏看的“超级发展因子”超越作为常规发展因子的资本、生产率和科技进步，在真实世界中起着驾驭和引领常规因子的独特作用，其显著特征是非结构化的“玄而又玄”和难以量化的“其妙无穷”。以此言之，发展理论的进化要求“超级发展因子”被纳入视野和被结构化，并适当量化其相对贡献。

发展理论亟需进化的第二个方向是清晰区分两类互补性的发展路径，即吸引力路径和参与路径，这对矫正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有发展无参与”的“发展病”至关紧要，其主要负面后果是发展成果难以真正惠及社会底层人士。

亟需进化的第三方向是把“以扶贫促发展”确立为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发展观，“扶贫”概念亦应拓展为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的有机结合。

进化后的发展理论可望获得一种崭新的叙事能力，用以言说“领导核心把民众带入自我发展进程”的故事，并与西方国家背景下的发展叙事（制度焦点）相平衡。“人与制度”的相互关系，包括谁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作为发展观中的永恒主题，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可能是：人的力量和制度力量是高度互补的，但互补程度和方式因环境而异，并且是变化的。

本文对凤凰模式的学理解读，根植于“人的力量（领导核心）或许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认知理念，尤其适合制度脆弱性相对突出的环境和发展阶段。不言而喻，其正确性和正确程度是或然的，但三个明显的优点是确切的：（1）可以得到大量经验案例的支持，（2）较高程度的可复制性，（3）帮助锁定关键发展因子。

可复制性源于领导核心的三个卓越要素并非“可遇不可求”。事实上，无论战略眼光、专业智识还是慈悲为怀，各级政府和每个地方均可通过“精选领导核心”和“后天培育”获得。如此，痴迷常规发展因子和高估其作用的偏向，可以休矣。

实地考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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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致谢：全程陪同笔者实地考察的凤凰县颜长文书记为本文素材来源和构思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