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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中国对外债权的当前最大问题是对美债权而非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

发布日期:2021年04月30日   浏览次数:[]

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的最大债权国。中国对外债权如何管理,在发挥更好作用的同时,确保我对外债权的应有权益,已经成为一个给予重视并认真研究和决策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外债权的最大问题是对美债权权益保障,而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对美债权是以我外汇储备管理机构持有的1万多亿美元美国国债为主体,连同各类金融与非金融机构持有的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券以及其他类债券。

仅就我外储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而言,不仅已经没有了相关机构与人士宣扬的流动性,反而成为一块硕大的“烫手山芋”。一时抛不掉,拿在手里还滚烫。这些巨额债权已经并正在还将继续随着美元持续贬值而被消蚀。更令人生厌的是,某些美国政客以至美国政府时不时拿这些巨额中国债权来敲诈勒索中国。这是我国当前对外债权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最大问题。

至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尽管缺乏一个可供查找的完整公开数据,但根据过去多少年来的一般状况推测,金额虽不断有所增长,也已形成较大余额积累,然而,无论是这些债权在地区国别还是行业上的分布,都比较分散,集中度不大,风险远没有个别案例所揭示的那样大,更没有某些人士所渲染得那样大。相比我对美债权,这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风险要小得多。

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除了我国政府通过双边安排的政府性贷款外,大部分是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各类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有主权担保或没有主权担保的贷款,还有我国相关机构持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债券。

这些债权对于促进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促进各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发展,确保我国能源与矿产资源供应安全,推进以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为主旨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贸易与投资往来在已有基础上提速,来自中国各类机构的金融支持也随之增加。我国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债权也就在增加。这是必然也是必需的。

中国的发展以及国际合作拓展,引起了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焦虑、抹黑、扭曲甚至遏制与攻击。早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以“重返亚太”为旗号,开始将矛头指向中国。日本更是早在2007年,就由时任首相的安倍提出了以“美日澳印”为核心的所谓“印太战略”,目的是遏制中国在这一地缘经济中的主导性趋势。伴随美西方整体实力的日渐相对不振以至相对衰落趋势的日益明显化,焦虑感及由此引致的针对中国的遏制情绪也明显高涨。

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还是日本安倍的“印太战略”,无不是将相当一部分希望寄予印度。针对中国,美西方除了直接压制(包括特朗普政府的大打贸易战高技术产业战,以及现在拜登政府所谓联合其盟友更加阴险的围攻),还将相当部分“赌注”押在了印度身上,在经济方面,希望通过支持“以印度为中心的供应模式”,来抵消甚至取代在供应链产业链上对中国的依赖。

对此,印度也极力迎合并处心积虑地加以利用。尽管印度积极参与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亚投行筹建”倡议,并成为亚投行开业至今投资贷款的最大受惠者,但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抱有消极态度。非但如此,印度个别势力还扭曲抹黑这一共商共建共享包容开放的中国倡议。所谓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布下“债务陷井”,据说最早是由印度个别人士所宣称的,随后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利用。即便这一话语不是印度人士最早提出的,但印度一些势力也正在极力渲染这一抹黑性话语。

尽管有持客观公正立场与事实求是态度的美国学者,通过针对中国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典型项目予以剖析,表明不存在所谓的“债务陷井”问题,但这一扭曲性话语也形成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国内一些组织与人士也开始就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问题,依据不足地予以过分担心,甚至扩大化。

如果说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从整体上看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主要是由仍然不时肆虐的新冠疫情冲击和美西方搅局捣乱所引起的。就前者而言,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冲击而使其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必然涉及对外债务的及时足额偿还问题。然而,在总额达11万亿美元的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债务中,中国所占份额并不比西方集团大。比如,今年4月份拉美国家厄瓜多尔总统大选中,在美国极力蓄意干预下,原本势头良好的左派政党候选人最终不敌亲美政党候选人。美国在干涉该国大选中所极力渲染的一种声音就是所谓的中国“债务陷井”。但实际上,在厄瓜多尔总共520亿美元左右的对外债务中,来自中国的债务仅占10%左右,绝大多数还是欠美西方及其主导的多边机构的债务。

就美西方的搅局捣乱而言,无非是无中生有,或者将发生在个别国家个别项目上的问题扩大化。但需注意的是,美西方的这种搅局捣乱,不仅仅在于针对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投资贷款予以抹黑的言行方面,还在于一种更加隐蔽的意欲:想将中国拉下“水”,这“水”就是美国一心想急着主导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重组”。

原因是,正如厄瓜多尔对外债务来源构成所显示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债务主要来自美西方的商业银行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世界银行。如果说因疫情冲击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偿债困难,那么,受此影响最大的是美西方的银行及其主导多边机构,而不是中国。相反,中国在疫情刚开始时就主动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债务展期安排。为了保全自身债权利益,美西方的银行敦促其政府出面,以抹黑中国债权的所谓“债务陷井”为名,试图将中国拉入,将某种有利于美西方利益的“发展中国家债务重组”的消极效应以至负面名声转嫁给中国。

要知道,美国政府及其主导的IMF与世界银行,已经不只一次应其国内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之要求,介入并主导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债务重组”。每次重组,无不是在“市场机制”的幌子之下,行针对这些债务国的财富掠夺之实。无论是被国内学界政策界所口口声声称道的美国“布雷迪债券”或“布雷迪计划”,还是由IMF或世界银行出面主导的“债务重组”,事后看,无不是针对发展中债务国极其不公正的大肆劫掠。对这些债务国来说,不仅远不是那些表面上被美西方标榜的“市场机制”或“市场化手段”,而且是极具臭名昭著!最典型的,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一手诱导并膨胀起来的拉美债务又被美国一手导致恶性债务危机,及其应对,无不极大保全了美西方资本利益,却使拉美国家陷入了“失去的十年”,甚至有的国家迄今都没有完全返过身来。

令人担忧的是,居然当前有中国相关方面与人士拿这些“债务重组”方式与手段,来讨论并促使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针对我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进行重组”,这不是无知,就是过于书生式地天真到近乎愚蠢。

须知,在这个以美元为本位的极不对称极不平等的当今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中,美国主导的任何一次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重组”,都不是基于市场法则的支配,而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及其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至于发展中国家经过“债务重组”是损是益,并不是美国及其利益集团所考虑的。因此,有关“发展中国家债务重组”,并不是一个市场层面的技术性问题。

除此之外,还需保持清醒的是,美国借“债务陷井”针对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支持予以搅局捣乱,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同中国争夺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美国这一目的实现,寄望于用美国政府及其商业性金融资本将中国债权从发展中国家挤出。

这一部署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2018年,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有效利用投资引领发展法案》,美国政府出资设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专职向发展中国家布局,抵制以至打击中国的影响力。比如,为了打压华为公司代表的中国在5G方面的领先地位与布局,在所谓“清洁网络”的名号下,DFC于2021年1月4日向厄瓜多尔提供28亿美元贷款,目的就是美国宣称的:“为偿还中国施加给厄瓜多尔的掠夺性贷款”并加强厄瓜多尔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要使这个拉美国家能够断绝与中国电信企业(尤其是华为)的关系。更为深远的考虑,则是利用美国政府和美国私企的资本,将中国挤出美洲半球。厄瓜多尔就是美国该种战略部署的试验田之一。1】

在清楚了美国的这一意图之后,我国国内部分人士与机构还盲目地跟随美西方节拍与误导来主张并推进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重组”吗?如果还执迷不悟,那可真是掉进了美西方蓄意给中国设置的“债务陷井”了!

当然,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在强化相关管理上,还是有急需改进之处的。现在看来,缺乏一个定期全面及时统计监测的机制,进而缺乏风险预警机制。因全面准确的统计跟不上,就不可能定期公布相关数据供各相关方面分析讨论,也就没有一个完整及时监测机制,难以谈得上不断改进管理。在对外投资贷款方面,各相关部门与机构之间,也有缺乏相互通气相互协调的问题。

总之,如果说我国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债权存在什么问题的话,这些问题总体上是可澄清可把握可调整可改进的,远未到什么“重组”的地步。对此,不管外部势力如何渲染如何歪曲甚至攻击,国内相关方面必须保持清醒,尤其不可扩大化,更不可杯弓蛇影。

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全球性合作力量,不仅是我国外交的基础性保障性力量,也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主要国际合作力量,还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所依托的基本力量。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西激烈争夺的对象。为此,对于我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以下几个原则性建议应引起重视:

一是,树立并不断强化“手中一把米”的战略性意识,要算大帐,不要陷入过于算小帐细帐的狭隘视野之中。

二是,坚持以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而不附加任何非经济性条件为宗旨的原则,将相关金融支持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等有助于推动借款国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领域。

三是,在还款期限与还款方式上继续坚持灵活掌握的原则,在遇有经济周期或者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冲击之时,应主动调整还款期限;在偿还方式,坚持物资相抵和资金相结合的原则。

四是,加强内部管理,尽快建立健全有关信息共享与相互协调的机制,以及对外债权及时准确完整的统计监测与预警机制。在此基础上,至于进一步建议,还有赖于某种程度的调研和分析。


【1】《罗思义、维贾伊·普拉萨德:作为拉美国家,摆脱“美国后院”命运究竟有多难?》,参见2021年4月10日的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LuoSiYi/2021_04_10_586886_s.shtml


(供稿:林光彬 审核:林光彬 编辑: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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