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6日下午，“龙马奋进”财经研究院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学术会堂604成功举办。本次会议既是财经研究院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系列活动之一，又是财经研究院70周年校庆工作的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研究院教师分享改革开放40年来自身研究领域的发展变迁、体会和感想，梳理改革开放相关领域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将改革开放经验总结同研究院智库建设相结合，提升研究院为国家治理、政府决策建言献策，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能力与水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次会议由张晓涛院长主持，张晓涛院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央财经大学与共和国同龄，财经研究院（所）与改革开放同步。四十年来，财经研究院（所）涌现了一批知名的学者，为改革开放和国家重大决策贡献了力量，为中央财经大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贡献了力量。目前，研究院各项工作蒸蒸日上，许多专家、学者有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发表或者活跃在政府决策咨询一线。

会议发言环节，财经研究院与会教师根据自己研究领域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迁热烈发言。

昌忠泽研究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而理解“中国奇迹”，应该从多个角度（经济周期、人口结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国际比较等），在一个更宏大的范围内，从历史的、全球的、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奇迹和新常态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有历史穿透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基于多角度的考察，可以发现，首先，“中国奇迹”依赖法制完善的有为的强政府，对中国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不可复制的经验；其次，在讨论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时，周期性下降和趋势性减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再次，新常态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规律；最后，深入讨论和发掘新常态，通过比鉴东亚五国的发展脉络，寻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之道，也将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重大理论创新。

童伟研究员：伴随40年的改革与开放，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40年间增长了208倍。但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财政支出方面的问题也不断显现，无效低效现象突出。财政支出问题的存在要求深化财政预算改革，从强调财政支出的规范性转向重视财政支出的有效性，从关注体制机制的建设转向健全管理制度、完善内在机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探索以绩效为核心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成为必然。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推进，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取得了较为显著并突出的成效：一是绩效理念逐步深入，支出需求扩张得到一定抑制；二是从人为分钱到制度分钱，资金配置效率明显提高；三是政府预算更加透明，预算民主得到较大发展。但与此同时，绩效预算理念尚未真正树立；绩效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不足，未覆盖所有财政资金，低效无效、损失浪费问题突出；重过程，轻结果，评价结论实际应用效力下降；绩效激励约束作用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预算绩效管理的有效性。为推进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力争用3-5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这标志着我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已提升至新高度，也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指明了方向，成为每一个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及实务操作者需要关心与关注的领域。

郝秉键研究员：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大跃进”60周年，还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回望历史，我们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喜悦。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想谈三点感想：第一，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至少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让国人整体上告别了“饥饿”，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温饱”生活；二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几乎可以说这4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三是活化了社会结构，加速了社会的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四是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彻底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羸弱不堪”的形象，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二，改革开放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解放思想”占据先决地位。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该讲话力指“思想僵化”带来的种种弊害，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开动脑筋，“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这一讲话可以说给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调子，也为改革开放消除了思想障碍。第三，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开放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过程，必将遇到种种艰难险阻，不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不破除相沿已久的陈规旧例，改革事业就难以稳步推进。我们相信，中共中央会带领全国人民以大无畏精神将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韩世君研究员：改革开放40年，给我国金融行业带来巨大变化，这样的巨大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和40年前相比，当前金融机构繁多、金融产品种类繁多，金融市场功能齐备，金融已经完成了从“提款机”到更好地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工具的转变。其次是金融业务的市场化，这体现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等多个方面。最后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如外资保险、证券机构越来越多，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如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远未完成，且任重道远。展望改革开放的下一个40年，我相信改革开放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再坐的各位同学们，虽然没有完整经历改革开放的前一个40年，但是你们一定能够完整地经历下一个改革开放40年。并且下一个改革开放40年一定能够为你们带来很多的机遇和很好的舞台，非常希望同学们能很好地抓住这些机遇，很好地利用这一舞台，成就你们的宏大梦想，也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你们的青春和力量！

刘笑萍副研究员：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成就。中国由改革开放前的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变成小康、进步、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0年的波澜壮阔，中国金融业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助开放，无论在规模、结构、业态，还是功能、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国金融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比较传统落后的，带有非常明显计划经济痕迹的金融，转变成初具现代金融特征的市场化的金融，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40年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巨大成就的组成部分，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具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开放之初，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银行，高度垄断经营；改革后陆续成立了几百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几千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很多银行完成股改上市，产权不断明晰，银行业国有控股比重大幅下降，经营效率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之初，银行是政府和财政的出纳；改革后银行自主经营，是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市场主体。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规则的要求，银行业建立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构建起市场化的损失吸收和风险防范机制。改革开放之初，银行干部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改革后银行业建立了市场化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待遇与贡献相挂钩的薪酬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完善了会计准则和披露制度，强化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随着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等领域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刚性兑付被打破，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也逐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稳步实施，以存款保险为平台的金融风险处置框架正在有序建立。通过一系列重构市场化改革，我国构建了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基金业、信托业等金融机构种类日益健全，规模实力逐步壮大，我国银行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开放竞争和科技发展推动金融实现转型，我国的金融改革已从外在的“形”转向内在的“神”，中国金融业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金融体系正在形成。

李军研究员：区域政策是政府对区域经济进行干预的重要工具，但单一的区域政策思路并不能有效解决区域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兼顾空间中性政策和空间干预政策，才是符合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新时期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促进区域经济优化升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政府通过对政策资源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以改变由市场机制作用形成的一些空间结果，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保持区域分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作用对象的重点不同，区域政策相继经历了区域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协调与融合发展的阶段，在此过程中，空间中性和空间干预两种思路相互交替，在尺度特征方面体现出从点轴和梯度开发到四大区域板块、国家级新区建设，再到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现。在地域变迁方面体现为“沿海与内地——东、中、西三大地带——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主体功能区”的变迁，在地域特征上则体现为区域发展的多元化。

李强副研究员：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三个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我国面临着多方的军事威胁，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国防色彩十分浓厚，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理论也照搬了前苏联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区域间经济发展必然是均衡的。这一时期我国主要在利用沿海地区较好的经济基础发展轻工业，而在内地大力发展重工业，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这一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但是却付出了全国整体经济效益下降的代价。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重新审视了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时期我国通过东部经济特区先行，逐步带动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的奇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由于各区域禀赋的不同，出现了东、中、西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走进了协调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共识。如今我们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下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指出了指导原则和基本任务，即“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如何将精准扶贫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必将是区域经济学者们努力回答的问题。

宁静副研究员：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体制，这标志中国正式开始了财政分权体制。当时财政学界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财政包干体制后，地方收入留成比例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关于财政包干体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在于不同学者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存在着差别。随着时间发展，财政包干体制已明显滞后，原因在于财政包干体制导致中央收入比重的下滑、地方政府收入比重上升，从而导致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能力削弱。因此1994年分税制改革拉开帷幕，至今为止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一直是分税制。因此，1994年以后学术界有关财政分权的研究基本在分税制这个大框架下进行。有的学者探讨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早期观点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财政税收竞争。后来有学者发现财政税收竞争之外，还存在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为GDP增长而竞争。另外，还有学者探讨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学者的观点比较统一。他们一般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重视基础设施类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而轻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除了上述提到的变化以外，40年以来研究财政分权的研究方法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早的纯文字分析，思想性的规范性的分析——到2000年前后开始兴起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使用数据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然后再到最近开始反思计量经济学的问题，逐渐又开始回归寻找思想性分析和数据计量分析的一种平衡。

赵国钦副研究员：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从“自产国家”转向“税收国家”，财政收入方式的变化必然使得国家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以往依赖政治动员的治理模式不再有效，中国开始探索新的治理模式。1999年之前，中国财政改革的重点是收入领域的改革，包括工商税制和分税制等改革等；1999年以后，财政改革重点转向支出领域改革，即部门预算改革，这次改革和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财政收支科目等配套改革齐头并进，旨在建立财政部门的核心预算机构地位和强化预算的行政控制。这样的改革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部门如何对自己的预算负责的问题，造成了预算执行结果和年初预算的偏离。针对这样的问题，中央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先后经历了以项目后评价为核心的预算绩效评价阶段，以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为核心的预算绩效管理阶段和2017年以来的全面预算绩效管理阶段。中发[2018]34号文为我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构建了完整的框架，但是未来我国还可以探索在技术层面上探索评估工具的本土化创新、针对应用场景的评价方法设计，自动评价、简洁评价和复杂评价相结合的模式，有效地整合信息数据，科学地收集和整理公民满意度信息，以及探索绩效评价结果的再评价等方式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使得财政资源配置优化更好地服务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的宏伟目标。

陈波副研究员：科斯交易成本理论，诺德豪斯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主导了最近几十年环境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其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早期的线性研究方法，逐步拓展到了更加复杂的系统化研究。我国的环境治理采取先试点后推广，以及自上而下的环境规制两种模式，但是从实施效果来看，试点模式的成果有限，环境市场化的发展比较落后，仍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运行模式。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应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展开，研究中国的经验和方法，其中要格外重视数据的应用，因为中国的环境治理积累了丰富的数据，由此可以产生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

许寅硕副研究员：从时间维度看，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演进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81-2005年，是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酝酿阶段，这一阶段相关文件只是零星发布。2006-2010年是起步发展阶段，绿色信贷政策率先起步，部门联合发文逐步增多。2011-2015年是突飞猛进阶段，建设绿色金融体系首次被纳入顶层设计。2016年以来的全面深化阶段对应“十三五”规划期，借力于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的东风，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渐趋完善。从总体上看，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演进特征可以总结为：（1）绿色金融政策是随着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环境保护形势的变迁而逐步建立和完善的；（2）绿色金融政策的建立和发展始于绿色信贷政策；（3）环保部门、金融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协同合作机制不断完善；（4）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的决心和意志力较强，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领导者，提供了绿色金融发展的“中国样本”。

杜纯布助理研究员：从中国和乌克兰双边贸易发展的回溯，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首先回顾了自1991年乌克兰独立建国以来，到2018年8月中乌贸易总额的变化趋势，对两国各自的经济特点和发展路径进行对比，说明中国和乌克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双边贸易在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加强联系纽带建设，建立港口自贸区、两国货币直接兑换等；二是“一带一路”专项资金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建设的倾斜；三是抓住契机，加速贸易联系纵深发展。最后杜老师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体现在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对于乌克兰来说，在加强两国政府政党交流的同时，还应注意防范由于乌克兰政权更迭所引起的双边贸易的震荡。

伍晓光助理研究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和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结算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重要货币之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调整至1.5，进入双重官方汇率时代。1985年恢复以贸易汇率为基础的单一汇率制度。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发生重大改革，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01年中国加入WTO，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不断凸显，中国的国际储备也在不断的增加。2005年，中国再次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强调人民币汇率应当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2006年，中国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在此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人民币相对美元的长期升值时代便开始了。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展。同时，中国加大了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了对外投资净流出的国家。2015年8月，进行了新一轮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现人民币的双向浮动。2016年10月，人民币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重要的货币篮子组成，占储备篮子的10%，位居储备货币第三。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变化，是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赵浚竹助理研究员：建国以来的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发展日益成熟，区域经济格局不断优化，被公认为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一是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4.0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诸多挑战；三是新一轮产业革命所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将改变以往的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四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面对上述种种挑战，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不断创新区域经济理论，实践区域经济发展，探索出适合于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

李姗姗助理研究员：区域经济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繁荣的一门学科。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学理论逐步成熟，学科点相继设立，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源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区域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办”这三个研究阶段中。在理论上，以“第二自然”为起点，用集聚与分散理论解释了空间行为产生的机制，进而研究空间行为带来的区域差距和区域关系，最终落在旨在缩小区域差距和推进区域关系的区域政策上。在实践上，以“第一自然”为起点，以区域政策为手段，最终回到对“第一自然”的改造。因此，不论是过去的发展历程，还是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区域经济学都必将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理论的不断发展是区域经济学永葆生命力的源泉，提出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使命。

孙传辉助理研究员：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从1978年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探索和发展，掀起了第一轮房改热潮；到1998年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从2007年住房保障制度全面建立，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入快速发展；到2017年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新的住房制度改革方向。曲折的改革路程顺应了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镇住房制度体系框架。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坚持住房制度改革的市场取向，通过推行渐进式改革，逐渐在动态过程中使计划与市场达到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工作重心；坚持民生至上的原则，以住房市场化保证了效率，以建立住房保障制度保证了公平，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傅强副院长：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也是中央财经大学建校69周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财经研究院（所）成立40周年。所以，今天我们举办“龙马奋进”财经研究院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69年来，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学实验场，有那么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讲、去挖掘。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经济理论严重滞后于我国的经济实践。所以，我们要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实践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这样才能概括出比较典型的问题，要思考中国经济的真问题，做真研究，而不是伪命题。那么，中国故事，特别是有深刻经济学内涵的，既要站在国际学术高端前沿，又要有一定自己想法的，同时还要符合中国实际的好的中国故事究竟如何来讲呢？一个建议就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给出了着力点和前进的方向，值得我们去仔细地研读。我相信今后我所从事的金融计量学研究领域一定是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朝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二是朝着综合的、各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非结构化数据变得越来越庞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并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也必将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李向军副院长：认为各位老师围绕自己领域的发言全面回顾了相关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各领域的深刻变化有强烈的感受。同时，作为和改革开放同步的学院，财经研究院在取得辉煌历史的基础上，近年来围绕高端智库建设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可喜变化，希望全院教师和学生能够持续围绕研究院发展方向，共同打造财经研究高端平台。

张晓涛院长：中国成功实现对外开放，从内部动力看，封闭导致落后，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从外部条件看，西方对中国接纳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巨大的人口优势代表了无限的发展潜能和市场空间，符合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启动的全球化逻辑，换句话说，西方有利可图；二是西方国家希望经济上的联系、深化和成功，最终能够从政治上改变中国。40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单一国家经济体，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与愿望与日俱增，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和抵制情绪越来越强烈。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到1992年南巡讲话，到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与时代同行。2015年以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试验区构想陆续推出，务实推进。2018年我国加大服务业开放，扩大外商投资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举办首届进口博览会。中国正经历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中国正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过渡。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想要再解放，改革要再深化，开放要再扩大，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未来我国将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营造符合国际标准的营商环境；探索差别化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措施，将极大地在制度和政策设计上保障中国开放空间的扩大。新时代，中国一定会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征程上行稳致远。

发言环节结束后，研究院为《北京财经发展报告（2017-2018）》的主要撰稿人颁发感谢状，对撰稿人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表示感谢并予以表扬。

会议最后，张晓涛院长进行了总结：此次会议教师发言准备充分，行政人员会议组织充分，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和大历史观，与会发言者思想和见地处于国内一流水准。未来财经研究院将围绕学校一流学科建设目标，以校院两级管理体制转变和科研评价方式转变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特点，走特色发展之路，以“平台观”为发展核心理念，通过科研集聚和社会服务集成，多产出标志性成果，重点加强对国家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首都经济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财经研究院各位同学非常有幸赶上了教育转型时代、经济转型时代，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应当以更加饱满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自信心投入高质量的学习和科研中去，夯实基础，面向实践，掌握方法，学以致用，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创造属于自己的舞台。

财经研究院

2018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