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前行，精通古史——财经研究所凌大珽教授
在70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为系统地梳理财经研究院发展历程、挖掘学术贡献、编撰翔实院史，财经研究院校庆筹备工作组开展“财经学人”素材搜集工作。第五校庆筹备工作小组（宁静 李向军）通过与凌大珽教授（1912—2008）的家人取得联系，收集到宝贵素材，并对搜集到的文字资料进行梳理，回顾了凌大珽教授令人钦佩的学术生涯及其卓越的成果贡献。
一、中央财经大学创立的筹办者
1949年，税务总局召开临时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凌大珽、马寅初与千家驹等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大家决定成立一个税务学校，由华北税务总局办，教授的课程有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税务方面的业务课（地方税、营业税、货物税等课程）。1950年，税务学校成立一段时间后，财政部开始筹备中央财政学院。副部长戎子和选了李涉、张靖和凌大珽组成一个三人小组来负责筹备中央财政学院，其中凌大珽负责起草中央财政学院的筹备计划，并且列出学院的组织构架。1951年，凌大珽教授受财政部和政协的委派前往广西一年，未能继续参与成立中央财政学院的筹划。1952年，在罗青、陈岱孙等老先生的积极开展工作下，中央财经学院终于成立，由财政系、税务系、统计系、会计系和政治经济系等系别构成。由此可见，凌大珽教授对中央税务学校和中央财经学院的成立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资料来源为《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上编）》一书中第286页凌大珽教授的访谈录）
二、国家税收制度建立的献策者
（一）凌大珽教授建国初期为国家税收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北平解放以后，凌大珽教授给华北局交了一封意见书，主要阐述了当时的赋税哪些应该是保留的，哪些应该是取消的。并且，他还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税收制度和培养税务人员。华北局把凌大珽先生的意见书打印了六份给财政部，凌大珽先生为国家税收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二）其他社会兼职
1934年，在《新北平报》兼任编辑。
1945年，在《经济导报》任副总编辑，在《民强报》任总编辑。同年，被聘为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并在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兼任教授、副教授。
1949年，在中央税务学校兼任教授。
三、财税史研究的卓越贡献者
凌大珽教授在1949年建国后我国财政学科发展初期，在财政史、税收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凌大珽教授不仅参与了《中国财政史》的编写工作，而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数不多的对茶税史、酒税史、矿业税史进行研究和梳理的学者，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矿税并总结其特征的学者专家。
（一）研究领域
凌大珽教授在早期主要从事财政学方面的教学，后期主要从事财政史方面的研究。在财政史研究方面，凌大珽教授主要对商鞅、王安石、管仲等在财政工作方面有造诣的历史人物财政思想进行研究，曾出版了专著《管仲、荀况、桑弘羊、刘晏、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与此同时，凌大珽教授也对某些行业的税收史进行研究，曾经撰写过多篇有关茶、酒、矿业税史的期刊论文，而且出版了个人专著《中国茶税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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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凌大珽教授著作 |
（二）讲授课程
解放前，凌大珽教授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国大学、东北大学迁京时兼任教授、副教授、讲授《财政学》、《中国财政问题》等课程。解放后，凌大珽教授在中央税务学院讲授《地方税》等课程。
（三）主要观点
1. 在《管仲、荀况、桑弘羊、刘晏、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一书中，凌大珽教授认为：
总体来说，《管子》在财政经济上是重农崇俭的，主张运用国家机构通过供求规律调节国民经济生活的，以官营事业收人供应财政支出；在税赋上主张轻徭薄赋。这一系列措施的最终目的在于国富兵强，社会上贫富差距不要太大，使广大人民和统治者的矛盾不至于过分尖锐化，求得封建政权的巩固而已。
《管子》的财政经济论述全面，是论及封建社会商品流通领域最早的理论，为封建社会的财经理论画了一个大致轮廓。它主张以国有公产收人和官营事业收人维持国用，也是财政史上最早论述此事的篇章。它的思想支配了很多岁月，影响及于后世很大。
2. 在《中国茶税简史》一书中，凌大珽教授认为：
我国古代征收茶税，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但从来就没有记述与研究茶税的专篇、茶税在数量上不及田赋与盐税多，而且计算历代茶税收入数字也有很大的困难。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从唐朝开征茶税以来，各地方政权截留，茶税的数量无从可考；二是历代以茶易马、易盐、易粮的实物交易数量也无从知道，因此历代茶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难于精确地计算出来。不过，研究我国的茶税不能单纯地从财政收入的观点来决定其重要与否。如果扩大视野，从它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以及在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贸易关系等多方面的作用来观察，就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自唐朝开始，我国封建社会体制已经成熟，茶税也开始征收了。自唐至清代后期，封建势力始终控制着茶业，表现在生产上是小农经济，收购上是封建行会在操纵，征税是不完备不合理的垄断。各朝皆如此，致使茶叶质量千余年来没有大的改进，近百年来在国际市场上我国所占的首位竞被印茶所代替。
虽然到了清代末期有人拟议创立茶叶公司，改用机器生产走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道路，但是枝枝节节改良主义命定的失败是无可避免的。
3. 在《评述商鞅的人口论与劳动力论》一文中，凌大珽教授认为：
在通读《商君书》之后，首先应该肯定他对历史的进步作用：他运用行政力量，破坏了土地的封疆叶陌，统一全国行政区划，实行郡县制度，彻底摧毁了领主占有土地生产资料的世袭特权，解放了生产力，实行重农政策，使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巩固了政权。在财政方面，创立了统一的国家赋税制度，代替领主的力役与实物剥削方式，使财源集中于国家，用于需要的地方。这种制度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和小土地私有者的愿望。生产发展了，国力充实了，才有可能为统一列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大帝国准备条件。
但是当秦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革时，必然要求上层建筑采取促进作用来配合它，特别表现在人口政策与劳动力政策上。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利益与人民利益基本上是对立的，因此商鞅所实行的人口政策与劳动力政策尽管在社会发展长远方向上是进步的，但在当时具体执行上，则是有害于人民的。
商鞅早在《徕民》篇里已能认识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而在执行政策时，又主观地强行依靠行政力量，造成人口数量与物资数量比例失调的事实。商鞅尽力扩大农业劳动队伍，招引三晋之民和少数民族来秦，必然造成秦国人口的增加，再加上人口的自然增殖，以致人口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物质再生产的速度，其结果必然造成秦国内部的粮食物资不足，这就是商鞅之后的年代秦国不断地东征南伐侵略别国的后果。侵略战争是违反人民利益的，为人民所反对的。总之，商鞍整体思想中的人口论与劳动力论客观上虽然有它进步的一面，而其性质应该认为是反人民的。
4. 在《我国历史上矿业财政收入的特征》一文中，凌大珽教授认为：
我国历史上的矿业及矿税有以下特征：第一个特点是兴办矿业与农本主义的斗争；第二个特点，我国矿产相当丰富，品种繁多，以铁而论是军民两用物资，以铜而论是铸币所需，金银等矿更是封建贵族不可缺少的贵重饰品。矿藏之区多在边地，利源很厚，但开矿必须聚众，又怕矿工造反。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致使矿政多变，时而官办时而商营，矿穴时开时停；第三个特点，矿业不是个体小生产所能经营，必须是有组织地分工较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开办之初，必须由富商巨贾集资垫付一笔款项筹办。但封建社会限制企业的大规模经营，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国历代矿业始终没有健康地发展。第四个特点，在原始或半原始生产方式下，采矿与冶炼是联合操作的，只有采冶兼营省去运输费用，方能获利；第五个特点，我国历代工商税，一般只重货币收入，惟有矿税，历来统治者重视取得矿产实物收入超过取得货币收入；第六个特点，矿产品既属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矿产品作为商品只是一小部分，这一部分必须纳税。此外，有的矿税属于中央官府的收入，大部分则属地方开采且为地方官厅所征收，所以税率税则均不相同，造成今日统计当时税收数字的困难。
（四）学术成果
专著：
（1）《美帝战时资源的剖视》，新潮书店出版社，1951年。
（2）《法帝侵华史》，新潮书店出版社，1951年。
（3）《管仲、荀况、桑弘羊、刘晏、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
（4）《中国茶税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
期刊论文：
（1）《评介〈商君书·垦令〉的经济思想》，发表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2）《评述商鞅的人口论与劳动力论》，发表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3）《我国历代以茶易马政策的意义》， 发表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4）《我国历代茶税政策的探求（上）》，发表于《中国税务》，1985年第1期。
（5）《我国历代茶税政策的探求（下）》，发表于《中国税务》，1985年第2期。
（6）《我国历史上矿业财政收入的特征》，发表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7）《中国酒税史略（上）》，发表于《中国税务》，1988年第2期。
（8）《中国酒税史略（下）》，发表于《中国税务》，1988年第3期。
四、毕生投身于财税教研事业的坚守者
凌大珽，男，1912年8月生，安徽怀远人，出生于天津，汉族。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学、财政史和税收史。毕业于交通部办的福伦小学，之后毕业于英国人办的平民中学。
1934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又在商学院研究馆专攻财政专业，获法学士学位。毕业当年任北平市政府统计主任，兼任《新北平报》编辑。
1937年来到燕京大学，从事文史工作，在《燕京院报》上发表多篇文章。
1938年在燕京大学任教员、哈佛燕京学社助理研究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办，即赴上海任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任秘书。
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胜利后，在北平办《经济导报》，任副总编辑。同时在北平《民强报》担任总编辑。另外，还被聘为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讲师，及中国大学、东北大学迁京时兼任教授、副教授，讲授《财政学》、《中国财政问题》等课程。
北平解放后，1949年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同时给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国大学、华北文法学院教授课程。同年10月调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计编译处处长，主编《中央财政公报》，并会同苏联专家草拟中国财政统计计划纲要，同时被派兼任中央税务学校教授。
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兼财政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中国财政史、财政思想史。
1953年任中央财政干部学院教授兼财政教研室主任。
1957年受到反右运动的波及，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中央财政干部学院。
1957—1961年在河北省茶淀农场劳动，从事开挖荒地、挖下水道等各种农场生产性活动。
1961—1966年，从河北茶淀农场回到北京，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从事工作。在商务印书馆编写缩略语的词典，在中华书局从事古典文化的研究工作。
1966—1978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停业。因无正式工作，在中小学食堂从事扩大厨房、修炉灶等劳动工作。期间为内蒙古大学整理并撰写资料。1966—1968年间，给一个政协委员做秘书工作，无正式编制，协助做些写信或发言稿的文字工作。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复校后调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授，在财经研究所专攻中国财政史等工作。
1979年，中共中央摘掉其右派分子的帽子，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1985年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经研究所离休。
五、材料梳理感想：逆境前行、坚韧不拔的中财精神
凌大珽教授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批财政学家，解放前已经投身于财政学教育事业，在多个大学讲授财政学课程，对早期财政学在中国传播与推广以及财政学人才培养事业做出卓越贡献。解放以后，凌大珽教授更是对中央财经大学的前身——中央税务学校和中央财经学院的成立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在学术研究方面，凌大珽教授甘于坐冷板凳，在财政史和税收史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不仅对商鞅、王安石、管仲等卓越历史人物的财政思想进行剖析，而且对茶税、酒税、矿业税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数不多的研究各类别税收历史的学者，产生了一系列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对改革开放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及税收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凌大珽教授在社会动荡时期毅然投身于财政学教育事业、在遇到逆境时仍不放弃学术科学研究的坚韧精神值得年轻一辈财研人敬佩与学习！
撰稿人：宁静 李向军
2019年5月7日
